所以，可以说《系辞传》的基本部分在惠施以前就有了。

因此，单纯的法家已经逐渐消失隐遁，但历代统治者皆注重律法。乾隆之后，广大的蒙藏地区共奉清帝为教主，这为国家的统一安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1]。

（三）平等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各家都有平等的概念，道家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众生皆是大道的产物，亦是天地的产物，儒家讲，有教无类，法家讲法无贵贱。释迦牟尼认为，人之所以苦，其根源在于自我的不断的索取、攀援和执着，释迦牟尼将其称为集。究其佛法根源，佛法具有思想文化与宗教两种属性和形态。这既要在技术上保证物质的产出，在经济和社会福利上照顾每个人的基本需要，更要通过制度和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和保障的方式打消在风险时代人们的种种焦虑，最终安心。最终的结果是，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演化后，大乘佛家思想成为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核心文化支柱之一，传统的道法儒的三家合流，逐渐转为了儒释道的三家合流[11]，从而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传统意识形态乃至于嵌入社会行为规范之中。

当然，大乘佛法也坚持认为其思想来自于释迦牟尼，但由于在世时身边信徒根器不足，因此佛陀以另外讲法、秘传或者向天人讲法得来的，因此，其核心不仅继承了释迦牟尼原始佛教的四圣谛与十二因缘的说法，并且广为扩展。因此，这就意味着，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亦即人民幸福目标的达成，不仅在于物质上的满足，还在于要让每个人真正获得心底的平静和安宁。张载因之提出性能使得有无、虚实通为一物，性是万物之一源的观点。

宋儒秉承中国传统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精神，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建构、完成了性理之学的哲学体系。在张载的思想体系中，理、道均是指太虚之气、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法则，他说：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理学在历史上往往是义理之学或性理之学的简称，这种不同的称呼有何差异？从表面上看，义理之学与性理之学均与理有关，故而往往将其等同于理学。[[35]] 《中庸章句》第一章，《朱子全书》第6册，第32页。

学界一直存在一个主流的观点，认为朱熹的哲学是一种理在心外的天理论，故而求理于物的格物致知论是其知识论的根本特征，但是，这种说法却无法解释朱熹在心性论上对心的强调与功夫论上对求理于心的肯定。[[33]] 《遗书》卷十七，《二程集》，第175页。

苏轼虽然认为性与天道的问题难言，但是他仍然将人性与天理连通起来，认为圣人之论性也，将以尽万物之天理[[14]]，这种由人性而尽天理的观念，和后来理学家的性理学说有相通之处。[[37]] 《朱子语类》卷九十九，《朱子全书》第17册，第3337页。[[21]]他把人对自己内在本性的体认、践履，看作是对天地之性的保存与实现，充分体现出理学家对人性的看法。这个能作为定理的事物之理是有万殊之别的，但是它们均统一于理，这正如程颐所说： 天下之理一也，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

[[22]] 《正蒙·太和篇》，《张载集》，第7页。儒家哲学是一种由人道而及天道的究天人之际的学说，从先秦开始，中国古代的贤哲就在忧患社会、思考人道的同时，致力于将人道与天道结合起来。性只有通过人心而呈现出来，这正是性理学的基本观点。但是，那些由太虚、太和、神等构建的天道论最终只是为了论证人道，人道始终居于理学体系的思想核心。

[[6]]  李纲：《澧阳与许松老书》，《梁溪集》卷一一0，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6册，第325页。但是，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性仍然在这个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

表面上看，理气论涉及宇宙天地的构造及其本质的重大问题，也是性理论、为学工夫论的理论前提。程颐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

宋儒性理学说的真正成型，是由理学奠基者张载、二程完成的。由性与理组合而成的性理之学，充分体现和完整表达了理学的哲学内涵和思想特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3]] 《黄氏日抄》卷二，《读论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7册，第4页。[[8]] 这里的性理之学均是指濂洛关闽的理学派。当时，不仅濂、洛、关、闽等理学派以义理之学自居，而且，包括宋初三先生、荆公新学、苏氏蜀学也都是注重以义理解经，均属义理之学的范围。

朱熹全面继承了二程的性理之学，并且进一步将其系统化、精致化、完善化，将宋儒的性理学说发展到一个空前的哲学理论高度。应该肯定，二程兄弟更是宋代性理学理论形态的奠基人。

理学为什么可以简称为性理之学？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理学体系的性与理两个核心概念做一些分析。[[22]]由气化，有道之名。

[[7]] 《答严时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一，《朱子全书》第23册，第29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朱熹理学体系中性的核心地位并不仅仅如此，我们看到，朱熹在论述性的重要性时，往往是把它当作人世间的天来看，认为其内容涵盖了整体世界，他说：知性之无所不有，知天亦以此。

也就是说，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存在于政治生活、社会伦常、文学艺术、文化教育中的各种分理，均是来源于人的本性，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性与理的关系不仅是空间结构上的内与外的关系，也是时间因果上的先后关系，是性生出理，而不是宇宙本体论中的理赋形而生性，朱熹说： 性则有一个根苗，生出君臣之义，父子之仁，性虽虚，都是实理。所以，那些能作为人道依据而又能够表达天道的性、命、理、道就成为中国古代贤哲热衷于探讨并能够深入思考的重要范畴与思想问题。其实，在理学体系的理气、性理、为学工夫的三个组成部分中，性理论才是其理学体系的核心。他认为人性就是宇宙之本的天性、天地之性凝聚在人身上，即所谓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

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36]] 性成为生活世界中能生出仁义礼智等各种实理的根苗，可见性确是朱熹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

[[28]] 这个统之以一的理也就是天、天道，他经常说的天者理也、理便是天道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当他在谈格物致知、穷理、察识的时候，往往表现对外在事事物物之理的关注。

自诚明者，先尽性以至于穷理也，谓先自其性理会来，以至穷理。[[3]]义理之学独盛本朝，以程先生为之宗师。

而他在谈诚意正心、居敬、涵养等功夫的时候又表现出对内心所具之理的重视。二程的人性论就是建立在这个以理为宇宙本体的基础之上，他所提出性即是理的命题，成为宋儒性理学说的核心命题与思想基础。可见，张载的学术体系，已经为宋儒建立一个本体论的性理学说奠定了基础。他说：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4]] 《黄氏日抄》卷九十一，《跋尹和靖家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第986页。[[5]] 《义理》，《经学理窟》，《张载集》第273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从原始儒学到宋明儒学，其价值取向、学术宗旨均不是关于天地自然的构成及其认识的问题，那是西方哲学的价值取向与知识追求，而儒学从来就是将圣贤之道及其建立的人伦秩序作为学问宗旨与精神追求。[[7]] 唐中世以后，佛氏始改说心学以荡此道，濂洛诸儒讲性理之学以闢之而道益明。

譬如，程颢在《答横渠先生定性书》中专门讨论定性的功夫：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它首先成为濂洛关闽的道学家所自称的学问，如朱熹学派认为： 性理之说，本自精微。